这场“较量”，关湖北什么事

1820年，中国GDP曾占全球1/3，美国仅1.8%。1894年，两国命运却闪电换位。根源何在？

谁抓住工业革命浪潮，谁就掌握命运主动权。

200年后的今天，当AI、核聚变、量子计算、区块链重构全球竞争规则，新工业革命的“剧本杀” 再度开演。

1月13日，在湖北日报主办的2025年中国湖北财经风云榜现场，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张燕生指出，当前的大国较量，是科技、产业与金融的“立体较量”。

这场“立体较量”中，作为中国经济大省，湖北经济与国家经济同频共振。而湖北的发展方向与路径，也与这一轮新工业革命高度契合。

肩负支点建设战略，湖北该如何围绕产业、创新和金融三个维度，以更深远的视野，找标杆、上台阶？

张燕生建议：对标东京湾、纽约湾、旧金山湾世界“三大湾区”，推动支点建设迈上“三个台阶”。

“这或许是湖北支点建设的历史性机遇。”

01

科技、产业、金融的“立体较量”

面对大国关系深刻调整、全球化进程遭遇逆风、科技领域出现“脱钩”风险的外部环境，张燕生的观点是：高风险期，往往蕴藏着最大机遇。

张燕生指出，未来5至10年，我们将面对中美之间涵盖科技、产业与金融的全方位竞争。这不仅是技术或市场的比拼，更是持续抗压、愈战愈强的国家韧性与制度底气的考验。

在这样的背景下，湖北的支点建设充满挑战，更充满机遇。而世界“三大湾区”，分别给湖北提供了一个世界样本。

张燕生（刘柳｜摄）

从产业维度，对标东京湾，迈上第一台阶。

产业竞争直接关乎经济韧性与全球价值链主导权。美国正通过“友岸外包”、供应链重组等方式，推动关键产业回流与盟友体系化布局，试图削弱中国制造优势。

而中国则依托超大规模市场与全产业链基础，加速构建自主可控的现代产业体系，在新能源、数字经济等领域强化全球协作与标准输出，重塑国际分工新格局。

东京湾作为支撑日本经济发展的核心区域，以‌京滨工业带‌和‌京叶工业带‌为核心，形成了以高端制造业为根基的产业格局。该区域汇聚了索尼、日产汽车等众多世界500强企业总部，为制造业升级提供了坚实基础。‌

此外，东京湾的现代生产性服务业也高度发达，港口物流、金融、专业服务等要素，通过东京港、横滨港等六大港口与全球市场紧密连接，承担着日本全国约‌40%‌的集装箱货量吞吐量，形同“海上大动脉”。

对标东京湾，湖北核心是要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生产性服务业深度融合，达到世界一流水平。这需要金融业聚焦实体经济，为产业融合提供精准服务。

在空中拍摄的美国纽约曼哈顿中城（图 |《环球》杂志）

从金融维度，对标纽约湾，迈上第二台阶。

金融竞争是资源配置能力与规则影响力的深层博弈。金融实力不仅决定着科技研发能否获得持续、稳定的投入，也影响着国际合作的高度与黏性。

美元体系仍是美国维持全球霸权的核心工具，而中国正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积极培育数字人民币应用场景，并通过亚投行、金砖银行等多边机制，逐步拓展国际金融合作网络。

纽约湾区的传统优势在于其全球金融、资产管理、港口物流以及多中心都市经济结构。作为全球三大金融中心之一，纽约长期吸引银行、对冲基金、资产管理公司集聚，为全球资本提供定价、交易、风险管理服务。

此外，纽约港口、长岛及哈德逊河沿岸的物流体系也为其提供了地理联通的基础。服务、资本、贸易三大部分形成的有机结构使纽约湾区在全球化时代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

‌近代武汉，曾是仅次于上海的全国第二大金融中心。‌1861年汉口开埠后，外资银行率先入驻，至1925年，武汉聚集了中外银行、钱庄、保险公司等258家机构，一时间“驾乎津门，直追沪上”。

‌民国时期，武汉的金融影响力持续显著。‌1949年前，武汉继续保持全国金融中心地位，汉口有“东方芝加哥”之称，江汉路一带被称为“汉口华尔街”。

对标纽约湾，湖北重点是要做强现代金融与多层资本市场体系，重振武汉国际大都市地位。

从科技创新维度，对标旧金山湾，迈上第三台阶。

科技竞争直接关乎产业制高点和国家安全优势。美国正试图通过出口管制、技术封锁等方式，遏制中国在人工智能、半导体、生物科技等关键领域的发展。

而中国则以新型举国体制为依托，全力推进自主创新链建设，积极参与乃至引领国际技术标准与数字规则制定，争夺未来发展主动权。

位于美国加州的旧金山湾区，是全球知名科创中心硅谷所在地。惠普、英特尔、苹果、思科、甲骨文、谷歌、“元”公司、X公司（前身为推特）、特斯拉、英伟达、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OpenAI）等世界知名科技公司在这里生根发芽，开枝散叶，坐拥数万亿美元市值。

在全球经济版图上，旧金山湾区是一个独特的存在。这里并非传统工业中心，却连续70年引领科技变革。从20世纪50年代的半导体芯片制造、80年代的个人电脑、90年代的互联网，到2010以来的移动应用与社交媒体，再到如今的人工智能（AI）时代，旧金山湾区一直是全球排名首位的地区“创新经济体”。

创新资源是湖北的核心资源，科技优势是湖北的战略优势。对标旧金山湾，湖北关键是要构建一流的研究型大学、集聚顶尖人才、形成高水平科技集群，强化科学技术、工程、数学领域的原始创新、应用基础研究与关键共性技术研究。

苹果公司总部Apple Park，位于旧金山南部的硅谷（资料图）

在张燕生看来，观察中美竞争的指标有很多，但通俗来讲：就是看两国未来五年经济总量谁增速更快、谁的生产效率更快、谁的企业更赚钱。

这其中，全要素生产率代表“看不见的进步”，比如技术进步、管理优化、制度创新等，这是角逐的关键点。对于湖北来说，吸引全球优质科技资源、产业资源仍然是提升自身全要素生产率的一项重要举措。

“一只眼看湖北，一只眼看世界。”当前，全球供应链格局正在重塑，“脱钩”“去风险”等态势带来诸多不确定性，跨国公司往往陷入两难：既要符合美国的长臂管辖与合规要求，又不想失去庞大的中国市场。

对湖北和武汉而言，这恰恰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难得的战略机遇——可积极吸引跨国公司将尚未落户中国的研发中心、技术中心、设计中心、专业服务中心及财务核算中心等高端功能布局于此，逐步构建起既衔接国际规则、又深度融入中国市场的产业生态体系。

湖北拥有显著的科教优势、产业基础与区位条件，完全有能力成为跨国公司在华布局高附加值环节的重要承载地。通过打造国际化、法治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构建高效协同的金融支持体系，湖北不仅能提升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也将为中国在科技—产业—金融立体竞争中赢得更多主动与空间。

02

工业革命：大国崛起的 “胜负手”

1820年，美国经济规模仅占世界的1.81%，而中国占比高达32.9%。然而美国牢牢把握住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机遇，在1894年一跃成为世界工业巨头，德国也同步崛起为欧洲工业中心，传统强国英法则相对式微。

这段历史深刻揭示：能否抓住工业革命的浪潮，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命运走向。

第一次工业革命以蒸汽机和机械纺织为标志，英国建立起称霸全球的“日不落帝国”。

第二次工业革命以电力的发明和广泛应用为核心标志，美国和德国登顶世界工业强国。

第三次工业革命以计算机、信息技术和原子能为核心，美国通过硅谷生态、军事科技投入与全球金融体系，巩固了其科技与经济领导力；日本、德国也在半导体、汽车制造等领域跻身世界前列。

今天，同样的剧本卷土重来，只是角逐的赛道换成了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核聚变和区块链。

1月13日，情景剧《科创路上的金融暖阳》在2025年（第六届）湖北财经风云榜活动上演出。 （荆金｜摄）

“新工业革命是支点建设的最大机遇。”张燕生说，美国推出“新创世纪计划”，对标昔日曼哈顿计划，举全国之力发展人工智能、核聚变、生物技术，意图掌控未来算法与标准制定权。

中国则全面推进数字中国战略，依托新型举国体制加速科技创新。“我们这一代人，正在亲身经历这场将深刻改变中国、改变世界、也改变每个人未来的伟大变革。”

这些技术正在像“水电气”一样，成为新时代的基础设施，改变着各行各业的运行逻辑。谁掌握这些技术，谁就能掌握未来发展的主动权。反之，就会被时代所淘汰，一个人、一个行业、一个国家，皆是如此。

湖北作为全国科教重镇，拥有超90位院士、130余所高校、200万在校大学生、3600家科研机构和35万研发人员——这是湖北最宝贵的“家底”，也是应对新工业革命的最大底气。如今，脑机接口、高速磁悬浮等前沿科技，正在这片创新热土上悄然孕育、破土成长，必将在强国复兴路上承担更大的责任。

03

金融不给力，科技就是“PPT造车”

经济学家希克斯说，无论是在历史还是现代，工业革命不得不等待金融革命。

英国铁路狂飙的年代，伦敦证券交易所同步诞生；美国电气时代，JP摩根给爱迪生打出“无限子弹”；深圳华强北的电子产品能席卷全球，背后站着中小板、创业板和一夜之间长大的创投机构。

技术若缺了资本，就像引擎缺了油，轰隆几声便偃旗息鼓。

张燕生说，工业革命与金融革命是相互依存、共同演进的“双螺旋”。金融革命通过资本集聚、风险分散和信用创造，为工业革命提供关键支持。

华中小龟山金融文化公园（薛婷｜摄）

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标志着我国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布局的重大调整，旨在通过区域扩围强化原始创新策源能力和产业引领作用，为科技强国建设和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战略支撑。上述三个地区也是我国金融“三极”（北京、上海、香港和深圳）。

从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到省部级专题研讨班系统阐述发展路径，再到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作出全面部署，金融高质量发展已成为国家战略的重要支柱。

放眼全国，湖北虽坐拥突出的科教与区位优势，但在产业厚度、科技成果本地转化率、对初创团队的吸引力等方面，仍与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存在差距。金融对科技创业和成果转化的支撑力度，亦有待进一步强化。

俯瞰坐落在光谷科创大走廊沿线的武汉未来科技城（ 魏铼｜摄）

在张燕生看来，站在新工业革命与金融变革交汇的历史关口，湖北必须回答好这样一道“必答题”：如何围绕科技自立自强、产业转型升级、区域协同发展“三大支柱”，加快金融创新，构建支持科技创新的长效投入机制，让金融活水更精准地浇灌实体经济，从而在新一轮竞争中赢得主动、赢得未来。

以去年刚刚上市的禾源生物为例，其“稻米造血”技术，是湖北生物科技前沿的代表。在其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的关键阶段，银行创新性地提供了轻资产、信用便利的金融支持。同时，地方政府以高效服务全程护航，全力推动企业完成上市进程，共同铺就了这条“科技-金融-产业”融合发展的成长路径。

04

三大命题，湖北必答

面对呼啸而来的新工业革命浪潮，张燕生指出，湖北支点建设面临三个命题。

一是破解 “索洛生产力悖论”。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提出：“尽管计算机已无处不在，但它们在生产率统计中却难觅踪迹。”这句略带讽刺的表述，精准点出当时信息技术革命的痛点——即便信息通信技术迅猛普及，整体经济生产率却未同步显著提升，这一现象后来被学界命名为“索洛悖论”。

今天，湖北大力发展的AI、大数据等前沿科技，绝不能只是展厅里的炫酷演示或新闻报道里的热词。关键要看它们是不是真的帮工厂提高了效率、帮企业创造了更多价值。 简言之，创新不能“只开花不结果”，必须实实在在地提升生产力。

第二要平衡创新应用与生态构建。不能只盯着培育几个AI“独角兽”企业。更重要的是，要打造一片适合所有创新种子生长的“热带雨林”。这意味着，在推动技术落地应用的同时，必须构建一个开放、共享、共赢的创新生态，吸引全球的伙伴和人才一起来“浇水施肥”，共同把蛋糕做大。

第三要协调监管与市场活力。监管就像马路上的交通规则。欧洲的监管过于严格，好比在每个路口都设置重重路障，虽然安全，但车流（创新）基本就堵死了；美国则相对宽松，好比只画了基本的车道线，车子跑得快，但事故风险也高。

湖北需要探索一种更智慧的“交管模式”：既设定清晰的安全“红绿灯”和“斑马线”，保障基本秩序；又为新技术、新模式的“新车型”留出专用车道和试驾空间，激发市场活力。

汉口西北湖金融区（资料图）

当前，全球产业链正在“洗牌”。湖北作为内陆开放高地，正努力打造一个既安全规范、又充满机遇的“双循环”加油站。目标是为所有企业，无论是本土的还是跨国的，提供一个能同时对接中国巨大市场和全球创新资源的理想平台，帮助企业在复杂的国际格局中行稳致远。

张燕生说，湖北、武汉及全体金融从业者，需以全球视野、历史视野、开放视野，立足三大支柱（现代化产业体系、现代金融与多层资本市场体系、现代科技创新体系），攀登三个台阶，在新工业革命与大国竞争的时代背景下，为湖北支点建设、中华复兴作出历史性贡献。

编辑：张红艳